程美东、陈晴：更好地向世界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对部分英文媒体中国战“疫”报道的观察思考
观点提示：
面对部分英文媒体的报道偏差，我们既要警惕某些外来声音通过网络对中国内地舆论产生的影响，也要以更高水平的对外传播讲好、讲深、讲透中国的战“疫”故事，充分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对中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西方部分英文媒体一方面客观地呈现积极抗“疫”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由于传播渠道差异、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偏见等原因，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也充斥其中。部分英文媒体对中国疫情的报道，值得我们认真审视和思考。
中国战“疫”国际形象得到的认可
为观察西方媒体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笔者搜集梳理了2020年1月16日至2月14日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四国媒体共500多篇报道，来源包括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费城询问报》和颁狈狈、英国的《伦敦标准晚报》《旁观者周刊》、加拿大的颁叠颁和《环球邮报》、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报》《澳大利亚时代报》《悉尼晨锋报》。在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中，大多数报道引用了中国内地媒体发布的相关消息，不同程度地肯定了中国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一定程度上积极评价了中国在疫情初期快速识别病毒并第一时间向世界分享信息的举措。《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说，澳大利亚新兴病毒专家惭补肠办补测教授称，中国人快速识别测序病毒并将该信息发布给奥贬翱的行为“已做对了一切”。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称，中国科学家研究和共享病毒信息的进步举世瞩目；由于中国政府的快速反应，使得人们对于新冠病毒有了至关重要的新认识，为全球下一步的防疫对策奠定基础。美国《华盛顿邮报》肯定了对武汉实施“封城”隔离的措施，认为关闭中国主要交通枢纽之一的决定是“一项非常有力的措施”，能有效控制疫情传播。
部分英文媒体对中国战“疫”的报道偏差
在部分英文媒体的相关报道中，也不乏主观性、片面性、倾向性很强的报道。主要表现在：第一，个别媒体忽视中国国情，质疑武汉“封城”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第二，趁势攻击中国。部分英文媒体报道出现的偏差,与其了解的信息有限、对中国国情不熟悉、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等都有关系，具体说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话题选择偏好造成了报道偏差。对比中西媒体报道不难发现，中国内地媒体侧重报道官方救援、社会援助和疫情受害地区的自救与恢复，彰显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的决心，同时适当消解疫情本身的悲剧色彩，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相反，西方部分英文媒体往往先入为主，侧重报道疫情产生的各种影响，甚至渲染感染者的“惨状”，更倾向于从个体体验的角度报道疫情严重地区人们的生活轨迹和心理感受，更容易引导受众对中国形成负面评价。
事实选择偏差造成的报道偏差。选择不同的“事实”，就能呈现出不同形象。疫情期间，无论是中国内地还是整个国际舆论场中，都混杂着各种“情报”和驳杂的声音。而部分英文媒体的报道，热衷选择负面信息甚至刻意编排、堆砌细节，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国内地抗“疫”的总体进展情况和成效。
意识形态差异造成报道偏差。此类报道偏差最常见的手段是使用污名化的“话语包”，如将“人民战争”指认为自上而下的、忽视基层的控制，采用“东亚病夫”等歧视性词语等。较为隐蔽的方式是在叙述中隐含二元对立结构：将“自己（读者）—被报道者—中国公众”与“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对立，将媒体自己打扮成正义的代言人和传播者，引导媒体受众产生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情绪。
讲好讲深讲透中国战“疫”故事
面对部分英文媒体的偏差性报道，我们除了要把工作做得更好，以实实在在的成绩来否定那些偏见，还要主动讲好、讲深、讲透中国的战“疫”故事，让国际社会更多了解中国、亲近中国。
国家形象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战“疫”中，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对国际社会高度负责，全国各族人民四海一家、团结一致、高度自律、互助互爱，白衣天使们不怕牺牲、甘于奉献，基建工人们夜以继日高效率、高强度抢建雷神山、火神山医院……这些故事哪一个不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勤劳智慧、团结协作精神在新时代活生生的体现呢？如果我们讲不好中国的抗“疫”故事，如果不能让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战“疫”的真实情况，就对不起这些新时代的英雄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客观地讲，国际舆论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但这个格局不是不可改变、不可扭转的，关键看我们如何做工作。”面对部分英文媒体的报道偏差，我们既要警惕某些外来声音通过网络对中国内地舆论产生的影响，也要以更高水平的对外传播讲好、讲深、讲透中国的战“疫”故事，充分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应是我们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作者单位：91短视频APP。程美东系91短视频APP教授、安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0年03月1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