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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遵循渐进式发展的逻辑，这是由改革开放的性质决定的。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方面，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不同于苏东剧变式的激进改革道路，具有稳定性和渐进性；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是对原有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它不是对旧体制的简单修补，而是具有革新性和发展性。

中国改革开放选择渐进式发展道路，取决于文化传统、历史条件以及现实国情造就的一系列前提约束条件。从文化传统来讲，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若干特质，是改革开放渐进式发展逻辑的重要约束条件。一是实用主义的文化心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强调“实用理性”，重视现实实践，排斥抽象思辨。中国的渐进式发展道路，强调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这些实践主义特质与实用主义文化心理高度契合。二是家族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集体价值观念，“血地一体、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特质，形成强大的社会粘和力，并产生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是渐进式改革的支持条件。譬如，农村改革肇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传统的家族主义的时代新形式。

从历史条件来讲，中国改革开放渐进式发展的逻辑，与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任务蕴含的核心使命就是实现现代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在上述约束条件下，为快速完成工业化尤其是具有国防意义的重工业赶超式发展而形成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社会变革采取渐进或激进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原有体制的价值判断。改革开放之初，党和政府的威信没有受到根本破坏，没有出现苏东国家那样的严重政治危机。在经济层面，宏观经济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1977年国民收人增长率为7.8%，1978年为12.3%，并未出现苏东国家那样的经济崩溃。人们对传统制度体制的某些方面虽有抵触，但并不全盘否定，这是渐进式改革的历史约束条件。

从基本国情来讲，改革开放之初的基本国情，也是渐进式发展逻辑的初始条件。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生产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低，各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这种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了市场化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特点。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平衡，这些决定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产业之间，对改革的需求程度和变革速度都不一样，这是改革采取渐进式发展的现实条件。譬如，改革之前，中国80%的人口在农村，地少人多，负担沉重。农村是旧体制的薄弱环节，农民是旧体制的利益受损者。这些国情条件，使得农村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初始起点和第一推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的渐进式发展道路之所以获得成功，在于它从中国的现实出发，遵从一系列约束条件，并对以下各个关键环节进行了创造性探索，系统展现了渐进式发展的内在逻辑。

正确处理改革的理论与改革的实践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皆滥觞于二者关系的不当处理。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并以这种认识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邓小平同志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这一思想蕴含着渐进式发展逻辑的重要命题。第一，不搞争论。人们的改革共识不可能通过争论取得，改革的新认识产生于改革的新实践。不搞争论，可以避免意识形态的纠葛，在实践中统一认识。第二，大胆地试。改革开放不可能事先设计一个尽善尽美的蓝图，必须要有闯的精神。“大胆地试”可以激发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改革的探索发展。第叁，先试验、后推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改革难以统一方案齐步并进。譬如，中国的对外开放，在空间范围上就典型体现了先行试点、由点到面、全面推广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初，设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放天津等14个沿海城市；20世纪90年代提出沿江和沿边开放战略；新世纪以来先后成立各个自贸区，2013年成立上海自贸区，2015年成立天津、广东、福建叁个自贸区，2018年建立海南全岛自贸区。

正确处理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的渐进式发展逻辑，体现为先改革增量，然后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即以体制外增量改革为突破，以此促进体制内的存量改革。这种先增量后存量的渐进式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一部分人获得利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并无明显受损，以此减小改进的阻力。改革初期，我们不根本触动体制内的国有经济，主要致力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允许并鼓励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逐渐壮大，体制内的国有经济愈益感受到外在竞争压力，改革形成倒逼机制，进而促进体制内的存量改革。这种温和、渐进的改革避免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剧烈冲突，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发展的成果，避免了苏东国家“休克疗法”出现的严重后果。

我们强调增量改革先行，但不能低估存量改革的重要意义。应该看到，没有存量改革的积极进展，就没有中国改革的整体成效。首先，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体制内的公有制经济在生产、分配和交换等环节都广泛引入市场机制，市场化程度有了质的飞跃。其次，体制内的国有经济在经济社会改革中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成本。在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大、回收周期漫长，这些领域创造的价值广泛投射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包括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这些领域，若没有国有经济的投入，单靠市场配置难以为继。此外，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领域，国有经济也承担了相当大的社会责任和投入。

正确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如何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是改革的重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要求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密切配合、协调推进：一方面，经济是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必须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改革举足不前，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一直在不断探索、有序推进。1980年，针对“文革”中出现的深刻教训，邓小平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要求；1986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念提出后，对政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1987年，党的十叁大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和方向；2013年，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经济与政治的协调推进。当然，与苏东激进式改革相比，中国的改革具有很大不同。苏东的激进式改革是政治主导，其目标是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治变革支配经济变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经济变革推动政治变革。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政治制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只能在与特定的经济基础的关系中才能具体判定优劣。从经济基础的要求出发决定政治上层建筑改革的目标和步骤，而不是从政治上层建筑出发来决定经济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叁个重要支点。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中国改革开放渐进式发展的逻辑，就是始终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其中特别强调稳定的前提作用。首先，这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治乱更替的历史表明，稳定的环境是国家建设和治理的根本前提。放眼世界，这也是一条惨痛教训。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进入21世纪许多国家爆发的“颜色革命”，都告诫我们，“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其次，强调稳定的前提作用，与改革的实质紧密相关。中国改革的实质，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新旧体制、新旧利益格局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摩擦甚至冲突。没有稳定的政治权威和法律秩序，这些摩擦与冲突就可能导致社会分裂，甚至社会崩溃。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采取温和、渐进的方式实现利益调整，大大减少了社会摩擦，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把改革的成本代价稀释到更长的时间段加以消化，有效防止了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动和坍塌。

回顾我国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一条成功经验就是遵循了渐进式发展的逻辑。当然，中国的渐进式发展道路，并非有利无弊，而只是利大弊小的选择。伴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内外环境、目标要求，与40年前相比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演进，面临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如下两个问题最为关键。

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加强顶层设计。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不搞争论”，目的是尊重实践，不搞纸上谈兵。但是，这并不是说改革不需要理论指导和顶层设计。过去之所以实行渐进式改革，是因为我们对事关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完全摸清看透，无法绘就改革的全局路线图，因而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摸着石头过河强调从实践中获得真知，这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发展逻辑。改革发展到今天，亟待推进的各项改革的方向、目标和路径都已明晰化，改革不能再片面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在系统的理论指导下全面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能否深化的关键，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决心问题。这要求改革者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所谓渐进式改革，不能成为拖延改革、阻滞改革的托辞。我们必须以决绝的勇气，充分的准备，系统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推进到现在，迫切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要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改革发展作出统筹设计，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努力做到全局与局部相配套、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渐进与突破相促进。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持改革的正确价值取向。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改革早期阶段，“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模式使得一部人凭借先发优势获得利益；1980年代推行双轨制以后，一些人在新旧体制间“套利”；1992年之后，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新兴资本集团和一部分掌握体制内权力的人结成利益同盟，甚至出现“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个人化”的扭曲现象。从改革开放初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帕累托效应”，改革惠及各个社会阶层。加之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明显，能够实现阶层间的频繁流动，尚未形成阻碍改革的强势利益集团。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利益博弈愈发激烈，不同阶层间出现阶层定型化和固化倾向。一些既得利益群体能量巨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干预改革。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以各种借口迟滞改革；也有的打着改革的旗号，借助自身在体制上的优势地位进一步攫取利益。如何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成为当下改革的重要难题。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坚持改革的正确价值取向，即为社会大多数人谋利益。今天，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作者为91短视频APP教授、博士生导师，91短视频AP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中心常务副主任）

【注：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国家治理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5碍顿叠013）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原载于《人民论坛》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