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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阐释强调了“美好生活”中文明的价值和意蕴。“美好生活”所包括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就是“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在根本上以两个“全面”为目标：一是“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美好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的“全面提升”紧密相连，是马克思对于“人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思想的中国话语读解。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了两个“全面性”思想，即“人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他认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设定为并且被意识到是这个过程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这是马克思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核心要义，也是他所理解的“美好生活”的意境。

　　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性质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了科学论证。就资本的本性而言，它必然把财富、交换价值的生产，从而把对现有物质基础的不断变革、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当作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前提。同时，这一生产方式的高度发展必然产生内在的难以克服的限制，因为“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异化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得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他认为，“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神圣的界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限制”表明，资本的本质规定“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绝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相反，它的必然性深深地蕴藏在现存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之中。

　　对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全面性的内涵作了新的探讨。针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中人的异化现状，马克思指出，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生产是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的物质要素，因而“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个性在生产上的全面性，表现为人在劳动中已形成严格的纪律和普遍的勤劳，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代人从事的劳动，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不断发展和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个性在消费上的全面性，表现为由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人的享用、天赋和才能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总之，“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马克思对个性的生产和消费的“全面性”的论述，极大地拓展了“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现实的境界。

　　个性在生产上和消费上的全面性集中反映了个人生产力的全面性；而个人生产力的全面性，又为社会物质产物和精神产物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马克思提到的“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主要是指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狭隘界限的、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者具有的高度科学、文明的生产能力。一旦人在劳动过程中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代人从事的劳动，劳动者就不再是劳动过程的直接当事人；而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并以这一过程为媒介而支配着无机自然界。马克思强调，“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社会个人的发展，即个人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物质产物和精神产物生产的最重要的前提；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中人的异化和人的片面性发展的根源。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固定资本像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与此同时，科学知识对直接劳动者来说却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东西。科学知识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之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资本在驱使劳动过程中物的因素的科学化的同时，也湮灭了劳动过程中人的因素的科学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以牺牲个人生产力的发展为代价的。相反，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进程中，在劳动过程中物的因素的科学化的过程更是高扬了劳动过程中人的因素的科学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以个人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为基础和目标的。这时，劳动主体从事的是一种真正自由的劳动，是一种具有“社会性”也具有“科学性”的劳动。这就是说，“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客体中存在的“自然力”，也完全服从于劳动主体的结合的“社会智力”。

　　“美好生活”是以“自由时间”的发展为基础和特征的。自由时间的发展意味着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是马克思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深刻内涵。在马克思的“美好生活”的意境中，“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在以所有人的共同富裕为目的的社会中，自由时间的创造和自由时间的支配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自由时间的创造，为所有人的全面发展“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从而“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只有在这时，增加的自由时间才能真正地成为个人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全面的发展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又能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进而推动自由时间的进一步创造和发展。

　　马克思把自由时间的创造看作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全面提升的内涵。在人类历史上，自由时间的产生，是人类摆脱自身的动物性生存的一个巨大飞跃；自由时间的创造，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也是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文明“全面提升”的过程。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