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短视频APP

李翔海:从“整理国故”到“活的生命整体”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人类历史的长期发展中中华文明不仅在器物与制度层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精神理念的层面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不仅发展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相对完备思想特质颇为鲜明的民族文化系统而且事实上成为传统东亚社会的主流思想长期以来处于周边文化中的中心与主导地位不仅如此古代中国文化还成为人类历史上与希腊印度齐名的叁大主流文化传统之一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民族历史阶段向世界历史阶段转进的过程中随着西方列强用武力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文化在周边文化中的中心与主导地位不仅不复存在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第一次面临到了在整体上处于强势地位的外来文化从器物到制度以至精神理念全幅层面的强烈冲击与严峻挑战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社会与文化进入了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面临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由繁盛而衰微而复苏以致重新走向复兴的曲折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从什么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之中是否还有内在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一直是受到多方关注而又见仁见智的焦点问题许多前辈与时贤均围绕这些问题做出了有益探索着名中国哲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方克立教授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20世纪80年代后期倡导和领导全国范围内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开始现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就是其相关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方先生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最新进境

与空间和时间构成了事物的基本存在方式相联系民族性即不同文化共同体在横向比较中亦即在空间向度中体现出来的区别于其他文化共同体的特质和时代性即与特定的发展演进阶段或过程亦即在时间向度中相联系的特征一起共同构成了特定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属性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有其原始的亦是内在的统一性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系统总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系统的民族性特质而且这种特质总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处于自然的发展演进之中因而在资本主义尚未兴起现代世界体系尚未形成之前对于尚处于自为阶段的各个民族文化系统而言其民族性与时代性无疑是有着原始的内在的统一性的但是当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首先在西方文化中出现并进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性就被归结为西方化的现代性”。这样文化之民族性与时代性本有的原始统一就仅仅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而处于后发的现代化过程中的非西方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就只能是走向分裂换言之西方现代文化所具有的特定民族性就体现为具有世界性示范意义的现代性”,非西方文化要想完成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就必须师法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伴随着西方文化中心论出现的是全球性的西化浪潮中国文化正是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被迫走上了近现代化道路从而在时代性民族性之间表现出巨大的历史性张力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正是由此各执一端而成为直接的理论对立面

西化派看待中西文化的基本理论立场就是专注于文化的时代性而将中西文化的差别归结为时代性的不同这在全盘西化论的提出者胡适教授那里得到了鲜明体现在他看来:“我们的出发点只是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只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而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177。)因此,“我们承认各民族在某一个时代的文化所表现的特征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我们拿历史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二集179。)这也就是说各民族文化都是走的同一条路因而相互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它们之间的大同小异归根结底只是迟速”、“先后或曰发展程度的差异这就在彻底抹煞了文化之民族性的同时完全把各民族文化的差别归结为时代性主张全盘西化论最为彻底的陈序经教授则更为明确的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只有近世西洋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主干”。中国文化传统则只能是仅可以在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文化是一种不适宜现代世界的旧文化”(陈序经:《对于一般怀疑全盘西化者的一个浅说》,《全盘西化言论集》,岭南大学青年会1934。)。

应当说西化派的相关主张对于我们在一个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全球化时代更为充分地了解把握中国文化特别是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比照之中更为清楚地见出中国哲学传统的自身不足之所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意义他们从这样的基本立场出发对中华文化传统中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成分所施以的猛烈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为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廓清内涵空间之效但是西化派的内在局限也给中国文化的现代新开展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由于西化派主要从时代性的维度来看待文化中国文化传统被框限在前现代”,成为归根结底已经不再对现实社会发生鲜活影响的古董”。这在胡适的另外一个标志性的口号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胡适的眼中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死去而没有自身生命力的遗物”,我们要做的就是像对待身外之物那样对之予以清理惟其如此要想再造文明”,也就只有全盘西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因此,“今日的第一要务是要造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胡适:《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胡适文存叁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21。)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自然是中国文化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彻底抛弃一切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并进而照搬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这就显然陷入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如果说西化派最大的盲点是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缺失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则堪称鲜明地突出了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而可以看作是对西化派的相关主张做出了针锋相对的论述这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了集中体现

其一是根本反对西化派专注于时代性来看待中国文化的相关主张着力突显了民族性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对于具体的民族文化传统而言无论发生怎样的变革都应当以保守文化的民族本位为前提如果一种文化变革是以丢弃文化的民族特质为前提的那么在经过了这种变革之后即使是实现了所谓的现代化”,那也只能是事实上成为外来文化的殖民地因此不同于西化派主张以抛弃民族文化传统为前提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明确强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真正实现为此必须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以我为主地吸纳外来文化对此作为第一代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的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1被称为现代新儒家前期宣言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做了代表性的论述:“就个人言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就民族言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6。)

其二是针对一些西方汉学家以及中国西化派认为中国文化已经死亡的观点强调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还有其强劲的生命活力对此发表于1958由唐君毅牟宗叁张君劢徐复观四先生共同撰写的被称为现代新儒家后期宣言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做了代表性的论述在现代新儒家看来近百年来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乃是由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逐渐洞开而引起的此时西方人士研究中国文化的动机实来自对运入西方及在中国发现之中国文物之好奇心例如斯坦因伯希和等在敦煌所发现之文物所引起之所谓敦煌学之类由此动机而研究中国美术考古研究中国之西北地理中国之边疆史西域史蒙古史中西交通史以及辽金元史研究古代金石甲骨之文字以及中国之方言中国文字与语言之特性等数十年来中国及欧洲之汉学家各有其不朽之贡献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从中国文物所引起之好奇心及到处去发现收买搬运中国文物以作研究材料之兴趣并不是直接注目于中国这个活的民族之文化生命文化精神之来源与发展之路向的此种兴趣与西方学者要考证已死之埃及文明小亚细亚文明波斯文明而到处去发现收买搬运此诸文明之遗物之兴趣在本质上并无分别”。而中国清学之方向原是重文物材料之考证直到民国所谓新文化运动时整理国故之风亦是以清代之治学方法为标准由此,“中西学风在对中国文化之研究上两相凑泊而此类之汉学研究即宛成为世界人士对中国文化研究之正宗。”(封祖盛编:《当代新儒__》,北京叁联书店1989年版5。)在这样的时代风潮的影响之下,“在许多西方人与中国人之心目中中国文化已经死了如斯宾格勒即以中国文化到汉代已死而中国五四运功以来流行之整理国故之口号亦是把中国以前之学术文化统一于国故之名词之下而不免视之如字纸篓中之物只待整理以便归档存案的而百年来中国民主建国运动之着着失败更似客观的证明中国文化的生命已经死亡于是一切对中国学术文化之研究皆如只是凭吊古迹。”(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7。)

针对这种观点现代新儒家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立场在他们看来西方汉学家与中国西化派以为中国文化已经死了”,将中国文化与已死之埃及文明小亚细亚文明波斯文明等而观之,“对中国学术文化之研究皆如只是凭吊古迹的态度是完全错误因而应当彻底去除的。“我们亦不否认中国文化正在生病病至生出许多奇形怪状之赘疣以致失去原形但病人仍有活的生命我们要治病先要肯定病人生命之存在不能先假定病人已死而只足供医学家之解剖研究”。(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7。)至于要问中国文化并非已经死亡的证据在哪里?这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就客观方面而言像世界其他的一些民族文化一样,“中国之历史文化乃系无数代的中国人以其生命心血所写成而为一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9。)进而言之,“以文化历史之不断而论只印度可与中国相比但印度人以前直冥心于宗教中之永恒世界而缺历史之意识故其文化历史虽长久而不能真自觉其长久中国则为文化历史长久而又一向能自觉其长久之唯一的现存国家。”(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22。)第二就当下而言以中国文化的现代传人自任的现代新儒家的存在本身就可以视为中国文化依然活着的鲜活见证:“发表此文的我们自知我们并未死亡如果读者们是研究中国学术文化的你们亦没有死亡如果我们同你们都是活的而大家心目中同有中国文化则中国文化便不能是死的。”(祖盛编:《当代新儒家》,。)中国文化进入近代以来虽然正在生病”,但却不仅依然活着”,而且有着强韧的内在生命力

现代新儒家坚心要为中国文化依然活着做见证着力突显民族性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这些主张不仅对西化派的相关主张具有很强的理论针对性而且对于在极为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延续华夏文化慧命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他们的相关认识也有一个盲点这就是把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近现代文化打成两橛根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化是整体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偏狭的文化心态从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

如所周知方克立教授是着名哲学家张岱年教授提出的综合创新论的响应者与探索者,“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代表了方克立教授的热切追求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于如何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保持了高度的关注早在1988在提交新加坡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一文中专门论述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问题首次提出接受主体这个概念参见方克立:《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211。)。1990针对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古今中外文化之关系的问题方先生作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回答关东:《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访方克立教授》,《哲学动态1990年第。)。1996针对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之关系的问题方先生作出了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的回答方克立:《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晋阳学刊1996年第。)2006在致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组织者刘鄂培教授朱汉民教授的信中针对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中西马叁或叁之关系的问题方先生首次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叁流合一综合创新。”(方克立:《对于文化的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2010年回答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记者提问时方先生进一步对马魂中体西用论中马魂中体的关系做出了主导性之体主体性之体的区分深入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在不同的意义和关系中确实分别具有的优位性的问题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327。)。

从上面的叙述中不难看出方克立教授的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在在响应阐释深化张岱年先生提

出的综合创新论的过程中提出全面评析此论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是从与本文主旨相关联的意义上从一个侧面对其所关涉到的问题做出论述方先生指出所谓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学为用即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244。)他强调指出,“我说的中学为体’,‘的涵义已不是指精神指导原则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即在一种文化中它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到底是什么;‘中学已不是清末中体西用论者所讲的中国之伦常名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而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某一阶段某种形态某个流派的中国文化都不足以担当此任。”(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247。)这一论断中包含了认识中国文化的新进境这至少包括了以下叁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其一明确肯定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生命整体”。由于在西化派看来中国文化传统进入近现代就已经死亡其相关努力是要通过输入西方现代文化而再造文明”,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之间是横亘着历史性沟壑的两者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内在的统一性而由于现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僵固地持守夏夷之辨在力图拒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亦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化归结为是中国文化的歧出”,因而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之间也是打成两撅的方先生的上述论断则鲜明地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共同构成了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指出只有这样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接受主体”,“某一阶段某种形态某个流派的中国文化都不足以担当此任”。这样的论断显然突破了自由主义西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藩篱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新认识

其二明确肯定自古及今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这一论断明显是对西化派有关主张的拨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超越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鲜明地肯定了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还活着但是由于他们把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打成两橛根本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化是整体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就事实上使得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在现代社会难以得到鲜活而充沛的表现。“马魂中体西用论在明确肯定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生命整体的基础上进而揭示了两者之间既是传承发展与变革转型的关系又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生命精神这就进一步畅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避免了由于将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打成两橛而使得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难免窒塞不通的问题

其叁既挺立了民族主体性又体现了开放的文化心态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中由于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客观存在的张力挺立民族主体性与体现开放的文化心态的关系成为一道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处理好的难题不同思想流派往往在两者之间出现或倚重或偏忽的情况。“马魂中体西用论则体现出了民族性与时代性并重的取向既认肯中国文化生命整体作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从而给中国文化以的地位又从时代性的高度肯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积极主张吸收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而为我所用既突出了民族主体性又体现了开放的文化心态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方克立教授的上述工作可以看做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最新探索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因缘际会现代中国成为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叁星会聚之地这既给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储备了前所未有的丰厚资源同时也使得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如何通过综合的创造创造的综合而谋求中国文化的现代新开展是我们理当铭记的职责与使命方先生相关论断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在“综合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可贵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