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历史视域中的五四运动
作为一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我这里所讲的五四运动的时空范畴具有更深广的含义：指的是从1915至1920年代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化运动和现代政治、社会活动，其突出的标志是以《新青年》为主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事件。我想从四个方面来审视这段历史，解读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一、五四标志着新式精英知识群体开始整体主动走上中国社会舞台，以整体的自觉来承担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任。自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 这80年间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参与其中的知识群体主要有叁类：旧式仕绅文人、洋务派仕绅文人、新式知识群体。在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初始阶段，传统的旧式文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个别人士出于传统的家国忧患意识，开始了对西方世界的零星的探知，从而提出了“睁眼看世界”的天下观。此类知识群体在当时不特人数稀少，其现代性的识见也很有限，对于社会现代化实践的影响更为有限；从1860年代开始，经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鸦片战争的磨难，从传统的仕绅文人中进化出洋务派文人仕绅群体，这一知识群体最大的贡献就是举办近代工商、军事实业；新式知识群体是在洋务时期开始萌生，其突出的标志就是接受过新式教育，从骨子里认同西方的文化价值，并积极主张以之来改造中国。这个群体主要以甲午战后中国留日学生为及辛亥前后的留美学生群体为主，同时也包括晚清以后尤其是1905年废科举后设立新式学校里的受教育群体，在1919年，全国的大学及专科生18429人。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士，在五四时已经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社会影响的社会群体。这些人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支持者，也是1919年五月份反日爱国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支持者。这个新的知识群体在此前主要是以个体的身份零零星星地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践当中，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自然有限。通过新文化运动和反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利益的社会运动，这个新式知识群体精英整体地、主动地出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舞台上，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巨大的力量，这充分展现了他们改造中国的主动意识、集体意识。这个意义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检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那些现代化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新知识群体的集体呐喊和带头示范下完成的。近代中国在五四之前虽有个别人在呐喊，但不特其理念欠缺，尤其没有形成整体自觉，无法形成整体力量，这就极大地约束其了对中国现代化实践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所必须的新知识群体，使得中国现代化有了一大批智力人才。所以在五四之后，中国现代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二、五四反帝活动的爆发充分的彰显了中国人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程度，充分展示出中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愿望。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证明，后发现代化国家一般都要以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没有整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其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就无法形成。古代中国向来只有国家天下、华夷之观念，只知道有皇帝、官府，作为现代政治概念的民族国家，其时的中国人并不知晓。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义和团运动，在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打击下，中国人的民族自觉、自尊意识被刺醒；在西方政治社会学说和现实政治图景的影响下，中国知识群体逐渐地感受到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性。这种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与传统中国“天下”意识的最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国家非天下、政府非朝廷、民族非臣民、中国非世界。1915年日本签订21条使得中国知识群体的民族国家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巴黎和会上列强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要求予以满足的做法使得这些接受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知识群体终于忍无可忍、按捺不住，最终以火山的方式爆发出来。这一次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不一样的是，是出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而形成的，它不具有盲目排外的因素。这个意识的形成对于后来中国的民族独立是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的，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为前提保障，那么后来中国遇到日本全面侵华这样的空前民族危机，中国就不可能坚持下来，那样的话中国就是既亡国又亡天下。但在旧的天下观那里，面对如此强大的侵略，在巨大的牺牲面前，中国人难免不会按照改朝换代似的亡国而不亡天下的政治逻辑而选择忍受。抗战时期，幸而中国有了现代性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才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困难，挺过了八年抗战。国共两党为何能够在那种困境中坚定不移？根本上说，就是他们都具有浓厚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日本的侵略穿越了他们的底线，使得他们只能血战到底。
叁、五四表明近代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从器物、制度转到文化层次。这个论述本是梁任公对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反思的结果，虽然百年过去，但我以为对于中国现实的现代化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那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最终要取决于文化的转型。五四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其政治运动也是在近代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下而自然发酵出来的。如果没有巴黎和会，可能没有5月4日的行动，但是已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不会熄灭，这场文化运动也不会是纯文学的、纯艺术的、纯思想的，而必然反映到社会层面、政治层面。从文化角度思考中国现代化的最终成功的根源，是近代中国现代化曲折发展的历史给予中国近代思想先驱们启迪的结果，是从深层次思考中国现代化路径的理性判断，也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在当时中国现代化蹒跚不前的状态下无可奈何的举动。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是提倡文学革命，还是提倡思想启蒙，无论是提倡社会风俗变革，还是主张个性自由，都触及到了西学东渐下的中国文化改造命题，这一命题虽然由于中国社会实践主题的迅速转换而被忽视，但中国现代化最终归宿却绕不开它。所以，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每当中国现代化发展遇到坎坷时，我们总是提到五四、想到五四。五四的这种从文化更新的角度来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终极路径的方法可以说是其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其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也是明显的。
四、五四扭转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自上而下的运作态势，以学生运动为前驱的下层民众的社会运动开始越来越发挥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了。在整个近代中国被动现代化的进程中，总体的主导社会力量是官员、仕绅和精英知识群体，其推动的方式是自上而下，从洋务到维新，以至于革命，其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方式都是如此。到了五四的爱国运动，情况大不相同了，虽然其主体还是精英知识分子，但其身份却是在校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其运行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此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社会运动每每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关键时刻，学生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手。它的根本意义不在于学生运动自身，而在于它激发了下层民众式社会运动产生的激情——其它下层民众往往借助学生运动而走上社会运动的舞台。无论这种状况是好是坏，它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它提醒我们的是如何从根源上防范这种运动的负面因素的发生，它体醒我们不要被动地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而亦步亦趋地开展现代化。同时，它也提醒我们不能轻易地制造社会运动，更不能一时的需求而随便地利用这种社会运动。当然，我们不能以此而对这段历史进行简单的价值评判。任何历史对于后人都是遗产，我们都需要认真地学习之、检视之。